OpenAI拉响「红色警报」，并没有影响Claude在AI编程工具领域「曲棍球棒式」的增长曲线！

前ThoughtWorks首席数字官Marcelo De Santis在LinkedIn发帖说道。

Claude的爆发式增长揭开一个冷酷真相：工程师没有忠诚度，他们只会用脚投票。

前OpenAI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曾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访谈中谈到，AI的「扩展时代」已走向尽头，现在进入「研究时代」：

单纯的预训练+大规模模型+单次训练模式已遇瓶颈，要实现AGI（人工通用智能），需要通过迭代学习、真实环境部署和价值对齐等基础研究来构建更接近人类智能的系统。

OpenAI联合创始人兼总裁Greg Brockman此前也曾表示，由于用户需求高涨，OpenAI不得不将大量计算***从研究中重新分配出去。

这些变化，在网友看来，并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他们原本最大的优势就是研究上的领先，但现在可能只剩下品牌优势了：人们曾把「ChatGPT」等同于「AI」。

开发者没有忠诚度

只看谁的工具「更锋利」

就在OpenAI内部进入全员战备的「红色警报」状态时，Marcelo敏锐地捕捉到Claude在AI编程工具领域，爆出了一条典型的「曲棍球棒式」增长曲线。

在代码的世界里，好用即正义。

因此，工程师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现实、最没有「品牌滤镜」的群体。

一时激增的下载量并不代表忠诚，它只代表此时此刻，你比别人好用。

这一点就像Marcelo说的，工程师非常看重选择权：

当Claude能帮他们更快地写完代码、更少地修Bug时，谁还会死守着ChatGPT不放？

这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：无论OpenAI，还是其它AI实验室，他们引以为傲的品牌护城河，在实打实的生产力提升面前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被竞争对手的爆发式增长吸走用户，对于OpenAI来说，还不是最让它头疼的。

更为「釜底抽薪」的变化，是OpenAI的战略调整，动摇了曾经重视研究的文化，致使一些核心研究员的流失，损害了企业未来的根基。

只有ChatGPT才是亲儿子

其余皆是「二等公民」

「红色警报」拉响之后，OpenAI内部也爆发了一场「***内战」。

当奥特曼将所有核心***，都毫无保留地倾向ChatGPT后，在OpenAI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，ChatGPT成了唯一的「亲儿子」，它几乎吸干了一切核心***。

据多位内部知情人士透露，为了与Google和Anthropic进行这场「割喉式」的军备竞赛，OpenAI内部所有的顶级***：算力、数据、最聪明的算法工程师，全都被强制向ChatGPT倾斜。

一位知情人士直言：「OpenAI现在把语言模型完全当作一个工程问题。即通过不断扩大算力、堆算法、喂数据，从中榨取哪怕一丁点的性能提升。」

那些曾经让OpenAI熠熠生辉的基础研究，以及不直接赚钱的探索性研究（Blue-sky research）全都靠边站了。

如果你所在的团队不是搞大语言模型的，基本上是拿不到太多算力额度预算的。

比如负责Sora（***生成）和DALL-E（图像生成）的团队正面临被忽视、***枯竭的窘迫现状。

原因很简单：它们被认为与ChatGPT的核心战略「关联不大」。

一位内部员工无奈地感叹：

如果你想做真正前沿、探索性的研究，在现在的OpenAI会非常困难。一旦你不在核心团队里，事情就会变得极其政治化。

不搞ChatGPT，你就是「二等公民」。

这种急功近利的「单一化」，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保住市场份额，但它正在杀死OpenAI的灵魂。

那个曾经充满了好奇心、愿意为未知买单的AI实验室，正在变成一家平庸的、只为KPI奔命的硅谷大厂。

七年功勋元老心寒出走

这里已不容「仰望星空」

这种***大转移和基础研究边缘化，最先破碎的是一些元老研究员的心。

今年1月，OpenAI研究副总裁Jerry Tworek宣布离职。

这可不是普通的跳槽。

Tworek已在OpenAI待了整整七年。

他见证了这家公司从默默无闻到火爆全球的全过程，是负责ChatGPT「推理」研究的核心人物。

他的离去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「基础研究」信仰的崩塌。

Tworek想做的是「持续学习」（Continuous Learning），让模型在吸收新数据的同时，还能保留既有的知识。

这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（AGI）的一条重要路径，但这条路似乎有些太慢了，不太符合OpenAI现在的赚钱节奏。

知情人士透露，Tworek多次向管理层申请更多的算力和人员支持无果，最后的导火索，是他与首席科学家Jakub Pachocki的冲突。

Pachocki更看好现有的、能快速见效的大语言模型架构。公司需要的是能马上落地的产品，而不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跑通的理论。

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决裂，并没有严格的对错。

一种是「仰望星空」，愿意为了科学的未知去冒险；另一种是「低头捡六便士」，为了商业胜利和竞争对手厮杀。

Tworek的离开，被视作OpenAI理想主义的一种倒退。

不仅是他，负责模型政策研究的Andrea Vallone也跳槽去了Anthropic。

她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应对用户对ChatGPT产生「情感依赖」后的心理健康问题，在公司疯狂追求增长的当下，这种***研究显然显得格格不入。

还有经济学家Tom Cunningham也选择了离开。

他暗示OpenAI正在偏离中立的研究立场，转而去做那些更有利于公司公关形象的工作。

一位前高级员工道出了其中无奈：

理论上，公司说愿意支持各种研究。但实际上，***分配极其势利。你会真切地感觉到，相对于核心项目，自己就是个弃子。

比人才流失更可怕的是，留下来的人都只想着怎么把ChatGPT的性能再提升0.1%，而不再关注其它。

OpenAI在官方博客中表示，企业使命是为了「确保AGI造福全人类」。

2019年OpenAI在成立OpenAI LP时公开解释过：

他们希望「成功后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能惠及所有人」，并设计了投资回报封顶（早期投资者回报封顶100x，未来轮次预期更低）。

这至少是一个很典型的「理想主义」的制度化设计。

但在AI军备竞赛的大环境下，这些理想主义最多只能停留在官方博客的宣传栏里。

目前OpenAI呈现出的，更多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高度矛盾的一种状态：

它既推动安全叙事，也在强商业化道路上快速前进，并引发过内部与外部的多次争议。

关乎3000万开发者命运的「范式大转移」

看完了巨头厮杀和高管离职，我们将视线收回到普通人身上。

在Marcelo看来，软件工程正在经历一场从「逐行代码」到「并行编排智能体」的彻底重构，也将全球3000万开发者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

以前，开发者的核心竞争力是写代码的能力，但在AI编程助手已经能将生产力提升20%，甚至翻倍的今天，单纯的「写代码」已经不再是核心竞争力了。

开发者的工作范式变了：未来他们将不再是代码的搬运工，而成了AI智能体的「指挥官」。

他们需要做的是并行编排多个AI Agent（智能体），让它们去构建、去测试、去交付产品。

这时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判断力、经验和系统性思维。

比如，Andrej Karpathy就曾表示自己的编程工作流，已经从「80%手写代码+ 20%AI生成代码」变成「20%手写代码+ 80% AI生成代码」。

OpenClaw（Clawdbot）开发者Peter Steinberger，认为现在的开发已从「Vibe Coding」（氛围编程）进化为「代理工程」。

他不再阅读代码，而是「观察」代码流，通过5-10个Agent并行工作完成任务。

网友评价Steinberger是个指挥家，GPT和Claude就是他的乐团，「一人即成一支军队」。

如今，Steinberger已成为「Vibe Coding」的重度用户，甚至在外出社交时他也会在手机上「vibe coding」（氛围编程），他认为AI让自己重新找回了编程的乐趣。

而最近大火的Moltbook，也被曝出大量依赖 「vibe coding」构建。

Moltbook的创始人Matt Schlicht更是表示自己一行代码都没写过：

我只是对技术架构有个构想，而AI让它变成了现实。

这些编程大神们的案例，印证了Marcelo口中所说的，全球3000万开发者正在面临一场编程范式的大转移。

而在这场大转移中，无论Codex，还是Claude，这些大模型只是你的工具，好比租来的「雇佣兵」，开发者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掌握系统性思维，学会如何指挥AI军团。

未来，只有能驾驭AI的人才不会被AI淘汰。

有意思的是，Steinberger信任的AI工具是OpenAI的Codex，他认为Claude的Opus模型bug太多，而Codex可以更好地驾驭大型代码库。

近日，奥特曼也曝出自家的Codex太好用，「我感到有些无用，这让我很难过」。他还曝出接下来一个月会陆续推出一系列Codex相关的激动人心的产品。

无论OpenAI和Claude如何打得头破血流，普通开发者只关心哪个工具更好用。

开发者这种不站队的「中立姿态」，给了OpenAI反击Anthropic「曲棍球」式增长的一次机会。

参考资料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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